编者按：牛来乐
透过美国摄影家甘博的镜头，我们得以窥见百年前燕园的初创风貌。作者袁帆老师继解读“清华视角”后，此番将目光投向燕园，不仅溯源甘博与燕京大学的深厚渊源，更通过西门、贝公楼、博雅塔、未名湖、南北阁等经典影像，复现其初生样貌。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对甘博为何特别关注“南阁”提出了一个与甘博家族相关的、极具说服力的新发现，为这些百年影像注入了温暖的人情与故事感。
文/袁 帆
美国摄影家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曾在1917年至1932年之间三次长时间旅居中国，用他的相机记录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并以极具社会学价值的视角和异常丰富的内容，为现代中国人留下厚重的影像记忆，引发后人长久的心灵震撼。
（01）西德尼·D·甘博（摄于1919年）
展开剩余92%我曾在《近代中国教育剪影——甘博的清华视角》一文中集中介绍了甘博拍摄的早期清华园影像，解读了照片中的相关人物和事件，引起读者共鸣。无独有偶，甘博也给隔壁的北大燕园留下过许多影像记忆，同样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一、甘博与燕园的时代渊源
1919年，就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一所曾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私立教育机构——燕京大学也在这一年诞生。这两件事情表面上看似并无关联，但五四运动掀起的提倡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浪潮，实际上却深刻影响了燕京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后来的命运。
燕园规划图（原载于1928年《燕京大学》年刊）
燕京大学建校时原本是分散在北京城内的几处老旧建筑群中，完全不能满足办学发展需要。在首任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等创办者的不懈努力下，逐渐从美国各界热心人士手中募集到大笔建校资金，并在北京西郊购得一块曾是满清亲王所有的废弃园地，遂于1921年开始筹建新的海淀校区，这就是如今闻名遐迩的北京大学校址“燕园”。
根据燕京大学校史，最早燕园的占地面积约有770亩，至1926年6月学校迁入这处新校园时，主要建筑基本成型，具备了教学与生活的基础，之后又继续进行校园建设与不断完善，最终在1929年10月1日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
甘博与燕京大学的渊源深厚，他在1920年代中期旅居北京时曾在燕大社会学系任教，1929年被选为“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主席[1]，1931年第三次旅居中国时，又一次被燕大聘为社会学系教授。甘博与这所新建大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摄影家用相机记录燕园建设情况自在情理之中。
二、甘博镜头中的燕园丽景倩影
在甘博影集中留存的一批早期燕园照片，如实记录了主要建筑最初相貌。但由于他没有给所有拍摄对象标注具体的名称，以及明确的拍摄日期，因此有些属于燕园的照片未被研究者识别出来，其蕴含的风采也因此被遗憾忽略。有鉴于此，笔者进一步对甘博影集进行了专门甄别，通过对与燕园有关的照片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发现甘博用镜头表现的燕园丽景倩影非同凡响，值得深度解读。
1.主轴线建筑
燕园是由著名的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进行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他在规划校园总体布局时，选取玉泉山古塔作为端点，向东延伸作为校园的主轴线，这样的布局一反“坐北朝南”的传统模式，形成了燕园主要建筑“坐东朝西”的定式。
在甘博影集中，燕园东西向主轴线的主要建筑均被充分表现，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大门。西校门是早期燕园唯一的正门，为三开间朱漆宫门建筑，风格古朴，庄严典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处在主轴线上的大门自然只能“朝西开”，而拍摄的最佳时间自然也是下午时分。甘博在拍摄西校门时选取了西偏南约35度的角度，与午后阳光形成顺光的关系，使得画面中的建筑更加富于层次感，景物错落有致，建筑光影生动。
燕园西门（约摄于1931-1932年）
从大门进入燕园，迎面看到的就是主轴线上核心建筑——行政办公大楼。为纪念燕大前身之一的汇文大学堂第二任校长贝施德（James White Bashford，1849-1919），这座建筑曾被命名为“贝公楼”。
贝公楼采用二层三段式设计，屋顶是“歇山式”与“庑殿式”的混合样式，别具一格，使其威立周围几幢教学楼之中，形成魁首之势。在办公楼前还安放一对石麒麟，再配以两座古朴威严的华表，理所当然地成为燕园中的视觉焦点。
甘博拍摄时没有正对大楼，而是采用正西偏南约30度的视角，将中间段建筑凸出于两侧建筑的前后关系立体地展现出来，同时他的站位选择在楼前小河的西岸牛来乐，使得贝公楼和南侧的华表在水中形成了倒影，画面优美有加。
贝公楼（约摄于1931-1932年）
除了贝公楼之外，甘博还重点拍摄了位于主轴线北侧的“穆楼”。该建筑是一座有着庑殿顶的二层楼，与贝公楼形成直角侧对关系，高大雄伟的形状，显赫的位置使它成为人们进入燕园后最先留下印象的建筑之一。作为燕园重要的教学楼，它的大门开在大楼南面的正中间，在其上方的二楼屋檐下，还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的两个汉字极有可能就是“穆楼”。
穆楼（约摄于1931-1932年）
2.“一塔湖图”
燕园的建筑模式与风格，从最初规划开始，就贯彻了中西文化融合理念。所有建筑的内部功能与装饰虽然按照现代化标准，但外形却采用“红柱白墙、宫殿屋顶”的传统模式，这样的建筑效果再加上远处延绵不断的西山，园内波光粼粼的未名湖，形成了湖光山色的绝佳景观
不知何时，人们借用“一塌糊涂”的俚语“反词正用”，将燕园风光诙谐地归纳成“一塔湖图”。其实，早在近百年前，甘博就用镜头将他心目中的“一塔湖图”表现的淋漓尽致。
所谓“一塔”指的是博雅塔，“一湖”自然就是未名湖，“一图”指的是图书馆。博雅塔矗立在未名湖的东南角，与未名湖天然构成了燕园的标志景观。这座用钢筋混凝土筑就的高塔本是燕园的贮水塔，建筑师以“通州燃灯舍利塔”为蓝本，将其巧妙地设计成古代宝塔形状，或许是为了表达双层意味：一是强调燕园整体建筑风格的中国文化特征，二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纪念含义（因为通州华北协和大学是燕京大学前身之一）。
甘博拍摄博雅塔的位置，选择在未名湖南岸凸出到湖中的三角形“半岛”上，在这里他不仅将37米高，具有十三级密檐，八角形博雅塔的高耸身型捕捉到镜头中，而且连同水中的完整倒影，构成了一幅难得的“塔湖趣景图”。
博雅塔（（约摄于1931-1932年）
当年燕园中的图书馆位于未名湖的南侧，坐东朝西，是一幢五开间，有着“歇山式”屋顶的二层楼。甘博将图书馆拍得很美，从阳光在建筑物上基本没有阴影的特征来看，拍摄时间应该是在夏至前后的某一天下午，建筑的细节在明亮的阳光照射下“纤毫毕现”，就连窗棂的花格样式，以及雕梁画栋的图案都可以看清楚，实属难得！
虽然现在“一塔湖图”中的“一图”已经变成了规模更大的新图书馆，但丝毫没有影响甘博镜头里“一塔湖图”的价值，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历史演变关系。最重要的是，甘博提供的历史参照物会让后人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
图书馆（约摄于1931-1932年）
3.燕京女子学院
当年的燕京大学虽然早就是男女同校，但早期在管理体制上还是区别对待，并曾设有“女子学院”的建制。在燕园的建筑布局规划上，以未名湖为界，湖北区域是“男生部”，湖南区域是“女生部”。
女子学院的主要教学建筑包括一幢曾被命名为“适楼”的教学楼，还有两幢被统称为“南北阁”造型、体量、色彩完全一样的“姊妹楼”。三座建筑构成一个品字形建筑组团，教学楼在东面，坐东朝西；南北阁在西面，南北分立，由此成为燕园中的一处独特景观。
适楼是一座九开间的二层建筑，歇山式屋顶，体量雄浑，气势开阔。甘博为了能在镜头获得教学楼的全景，是从位于适楼西南侧的南阁二楼拍摄，在此位置不仅将整座建筑的风韵尽收眼底，甚至还能看到“博雅塔”的顶部，为了解这几座经典建筑的位置关系提供了依据。
女子学院教学楼（摄于1931-1932年）
“南阁”和“北阁”都是正方形建筑，二层双檐四角攢尖顶的外形在燕园中独树一帜。甘博留下的南北阁合影是从西向东拍摄，从而清楚地显示出女子学院三座主要建筑的空间关系。在巨大的天幕下，南阁（右）和北阁（左）的两个攢尖顶与东面适楼的歇山顶形成了一道生动的天际线，何时看来都会引发人们无限遐想。
南北阁（约拍摄于1925年）
4.男生建筑
燕园中最初专为男生使用的建筑主要是两部分：男生体育馆，以及男生宿舍楼。
男生体育馆坐落在未名湖东岸，正立面朝向东侧的体育场，背朝未名湖，临水而不近水。因为体育运动的特殊需求，馆内空间高大，所以三段式的建筑整体呈现出庞大的体量，但错落有致的外形和不同高度的庑殿顶却避免了建筑的“笨拙感”，在未名湖和博雅塔的共同衬托下，在空间上显得和谐有序，别具一格。
甘博镜头中的体育馆景象，是隔着未名湖正对建筑背面拍摄，能够拍到如此完整清晰的画面，只有站在湖心岛东岸才能做到。甘博将体育馆的湖光倒影与山石峭壁、苍松翠柏、小桥流水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幅摄影佳作，令人赞叹不已！
第一体育馆（约摄于摄于1931-1932年）
燕大最早建设的男生宿舍楼共有四座，位于未名湖西北侧，坐东朝西，最东面为一号楼，依次往西排列到四号楼，四幢建筑后被相应命名为“斐斋”“蔚斋”“干斋”“复斋”，亦是对捐赠人的纪念。四号楼的西面毗邻曾被称为“宁德楼”的宗教楼，因其为燕园中最先于1922年落成的建筑，故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在甘博拍摄的照片中，画面右边的四座男生宿舍楼与左面的宗教楼组合成一个风格相似的建筑群，五座庑殿顶大楼在远处西山的衬托下，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十分养眼。在照片右下角，还出现了燕园中至今犹在的古物“石舫”，以及当时还很荒凉的湖心岛全貌。这幅带有俯角的照片显然是立于超过屋顶高度的某个位置拍摄。根据镜头与建筑群视角分析，甘博只有站在博雅塔中段的某一层上才能拍到，这也说明他曾经登临过博雅塔，故而更显难得。
男生宿舍楼（约摄于1931-1932年）
三、甘博为何对南阁特别关注
在解读甘博拍摄的燕园照片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他似乎对女子学院建筑中的“南阁”青睐有加，目前已发现有6张拍摄于施工、竣工等不同阶段的南阁照片。
正在施工中的南阁（约拍摄于1925年前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对有关燕园史料的不断探究中，我在一长串燕京大学捐助者名字中忽然看到有一位女士：Mrs. David Gamble,因她捐助而被命名的建筑正是“姊妹楼”中的南阁，早期南阁也因此曾被称为“甘德阁”（Gamble Hall）。而甘博的英文名恰恰是Sidney David Gamble，按照英文姓氏的规律，他与Mrs. David Gamble似乎存在某种关联。
想到这一点，我做了一种大胆假设，那就是他们两位都是世界著名企业宝洁公司（P&G）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甘博（James Gamble，1803-1891）家族后裔。这样的推论来自一个事实：老甘博一生有十位子女，因此其家族庞大。最重要的是，甘博家族素来热心慈善事业，在中国已知的教育捐助项目就有几处，其中包括燕园男生宿舍楼中的“干斋”，其捐助者是后来成为老甘博接班人的长子詹姆斯·诺里斯·甘博（Mr. James N. Gamble，1836-1932）。这个佐证当然也告诉我们，如果燕园的捐助者中再出现甘博家族成员，也毫不为奇。
由此可以推测，甘博对南阁的特别关注与甘博家族成员有关。也许当年存在一种约定，他要尽可能让Mrs. David Gamble了解其捐助项目的建造实情，所以才为南阁拍摄了更多的照片。事实是否如此，因暂无更多线索，让我先存悬疑，在今后的考证中争取彻底厘清。
四、结语
百年风云过去，“燕园”的昵称早已成为连接“燕京”和“北大”两所著名大学历史的独有概念。甘博当年拍摄的这些燕园影像，既是对前人历史足迹的纪念，也为北大长远发展留下了追溯“来时之路”的珍贵佐证。
穿越时空，我们仿佛看到甘博一次次游走拍摄的身影，在感受他对燕园绚丽风光的深情同时，也对这块由无数开拓者共同创造的文化瑰宝倍感珍惜。
其实，甘博与中国，与燕园的缘分还远不止今天已经发现的这些照片。只要有心人在带有“甘博”印记的影像史料中悉心探寻，都会透过他的镜头，发现被掩盖在历史烟云中的精彩故事，感受人文关怀的温暖，汲取文明进步的力量。对此，我充满期待……
（原文曾发表于2024年2月20日《北京晚报》，现经作者修订后授权发表）
[1] 邢文君、陈树军，《风雨如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第3页、第126页、第379页。
作者简介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2023年牛来乐，被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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